作者：殷继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取得进展 两个方面。 大数据与互联网智能空间的兴起、领导人的政治心理与国际关系战略互动心理分析的数据多元化； 另一方面，受“新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新的方法和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多，如实验模拟、调查数据等。在此背景下，基于传统定性研究的方法论，如概念和类型 历史案例的辨析、逻辑比较，仍然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创新的必要基石，这是一个亟待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重构理性假设

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解释的逻辑起点在于理性假设的进一步放宽，更符合人类行为 和状态行为基本预设。 这直接来源于理性选择理论鼻祖安东尼·唐斯对理性人的经典定义。 他将理性的人定义为排除情感、个性和复杂动机等非理性因素的行动者。 因此，行为者的理性偏好是固定不变的。 对此，国际政治心理学参照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和对人类行为的科学分析提炼出相应的“有限理性”假设，更符合人类及其社会行为的基本特征。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是一种更符合事实、更具解释力和预测力的理论。 一个行为者的“有限理性”来自于以下要素。

一，认知偏差。 从纯理性假设来看，行动者的认知和决策是建立在充分的信息基础上的，具有完备而优秀的认知能力，因此对彼此偏好的认知及其相互作用是先验的，这也意味着在理性下 思考，最优解的选择是国家及其领导人最理性的选择。 在认知革命的影响下，国际政治心理学家重构了行动者的理性假设，提出由于重要的认知机制，行动者的认知和判断存在内在的偏差，即现有的认知结构会塑造预期，影响正确认知 . 对此，以罗伯特·杰维斯为代表的早期认知学派从认知偏差的角度系统梳理了为什么没有战争意愿的国家会走向非故意的战争结果。

其次，是情绪驱动。 人不仅是一种纯粹受认知驱动的动物，而且还会受到自己的情绪和感受的影响。 情绪会塑造人的内在需求和驱动力，进而影响行为者的基本立场、现实需求和判断选择。 在心理学中，对情绪在塑造认知偏差中的作用的重新关注已经反映在国际政治的认知理论中，即以理查德勒博为代表的学者系统地分析了领导人的情绪，并在此基础上政治需要如何使 国家的认知和决策存在偏差。 在早期强调情绪的非理性性即认知偏差的助长的基础上，新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心理学对情绪的理性作用的讨论日益受到重视。 例如，托德霍尔系统地研究了愤怒、内疚和同情的民族表达。 由此，情感因素在不同维度重构了经典的理性选择假设。

三、信息情况。 对信息语境的不同理解已成为国际政治心理学与理性主义方法分歧的根本点。 理性主义方法假设信息不足，认为理性国家为了获得战略优势，会刻意隐藏或歪曲自身的能力、决心、意志等私人信息。 这种战略欺骗往往导致理性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甚至是战争，也解释了为什么战争的结果无法获得绝对利益，但国家还是会发动战争。 这是把国家间的信息不对称归咎于理性国家的自私和战略欺骗。 这种对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以詹姆斯·费伦 (James Fearon) 为代表。 不过，在国际政治心理学家看来，国家间的信息不对称并非源于理性国家刻意的战略欺骗，更多的可能是诸多认知偏差造成的。 此外，演员的内部隐私信息客观上很难被准确识别。 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基本前提下，国际政治心理学对冲突或战争的解释更侧重于行为体的内在心理变量及其机制的作用。

核心概念创新

国际政治心理学在核心概念维度上的创新，可以为描述和解释国际政治事实提供更具解释性和精确性的工具，也有利于 了解心理因素如何影响国际政治现象和纯粹理性的概念，因为它忽略了现实政治中丰富的心理维度，无法揭示行为体及其关系的本质和多样性。

一，新事实的概念化。 国际政治中一些重要新事实的出现，如新领导人的出现和重要双边关系的变化，需要研究者提炼出更精确的学术概念。 在微观行为者及其互动层面，传统的国际政治心理学定性方法理论将这一层面的概念创新作为一项基本任务。 例如，新领导人作为影响一国对外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微观分析单元，其人格特质和认知方式需要进行新的概念化。 一些重要领导人，如美国新任总统，为该领域的学术努力提供了材料，也催生了对重要人格特质及其外交影响的研究。 此外，在领导人和国家的认知方式和战略思维特征方面，一些新的案例为传统特质理论的重构带来了启示。

其次，融入主流理念。 如上所述，新的国际政治事实的出现总是比较缓慢的。 因此，现有的大部分主流研究概念，包括心理学概念，更能满足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需要。 然而，在一些经典概念从提出者到使用者的学术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概念旅行”、“误用”等现象。 除了全球层面国际关系现象的各种变化和转移，一些经典概念也需要“正”，加强概念分析。

三是理性观念的赋能。 心理概念和变量本身与理性变量相对立。 因此，在传统的定性路径理论及其创新过程中，大多持有竞争性范式创新的科学哲学，提炼出比理性主义解释更有效的心理解释变量及其作用机制。 二元对立视角下的竞争解释模型创新是传统定性方法的基本模型。 但传统的定性方法也更注重理性与心理概念的融合，探索理性概念的“心理赋能”，使此类解释变量更有利于捕捉国际政治现象的多维属性。 例如，在乔纳森·默瑟的重要理论研究中，他认为理性主义涉及到行为者的重要变量，如认知、偏好、信念、认同等，这些都是由行为者的重要心理因素驱动的。 例如，他论证了情绪信念及其对领导者行为选择的影响，并提炼出其重要的影响机制。 第二种理性与心理的融合体现在将行为者的行为选择和关系互动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即融入时间维度后，行为者的理性预设会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传统方法的持久生命力

国际政治心理学的传统定性方法意在引入心理变量，提供一种不同于理性主义解释、更具解释力的范式。 在此基础上，因果变量的选择及其影响机制，从领导者的人格特质和认知偏差，到战略互动中的情绪表达和信号呈现，都成为传统定性方法青睐的重要来源。 那么，对这一重要因果变量及其作用机制的验证，传统上大多基于外交历史案例及其比较分析。 在识别和分析领导者心理变量的过程中，也会适当引入重要的量化测量技术。

目前，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创新，从路径和方法上看，更加全面和多元化，即对外交决策和战略互动的微观变量分析 国际政治领袖研究，它结合了传统的定性逻辑分析和文本内容分析、实验研究、定量分析等更适用于国际政治研究的技术。 方法论的多样性和综合性需要服务于研究问题的产生和问题意识。 它基于国际主流政治心理学理论视角下的现象观察和问题反思，因为只有理论观察才能引发相应的研究困惑。 . 对此，国际政治心理学传统路径所重视的假设推敲、推理归纳、类型辨别、概念创新等，仍然是其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依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